挑子摸袋的方法

日前，中国曲协在《关于加强相声界行风建设自觉践行崇德尚艺的倡议书》中提到，“相声是一门雅俗共赏、深受人民喜爱的大众艺术，让人们在含着眼泪的笑声中得到教育和启迪……”其中，“含着眼泪的笑”这个说法引起了争议。

相声在旧社会显然不是一门被人看得起的艺术。虽然“什样杂耍”已然是旧社会的“下九流”了，而相声艺人则是“下九流”中的“下九流”。从事相声这门“生意”的，没有社会精英，基本都是社会底层人士或者落魄的小知识分子等。

这些人从艺前是困苦的，从艺后即便挣到了大钱，就像“万人迷”那样，也难逃伺候达官显贵的命运。旧时不乏自甘堕落的相声艺人，但“自觉”“自省”的意识始终贯穿在这个群体之中，力求上进。而这个过程的辛酸，只有当时的相声演员自己能够明白。

直至新中国成立后，来自旧社会的艺人的政治和经济地位提高了，但是要提高在人们心中的地位则需要一个过程，需要付出代价，甚至是血泪与生命的代价。就像常宝堃牺牲在朝鲜战场，除了他的爱国思想，想真正提高社会对艺人的认知，想必也是他走向前线的驱动之一。

不能忽视相声演员群体里的小知识分子或者具有一定文化素养的艺人，他们自身是具有传统文人精神的。从“穷不怕”朱绍文到张寿臣，都留下了体现他们风骨的故事，最为人们所传扬的便是张寿臣与吉鸿昌的故事。

底层人的谋生、底层艺人的奋进与挣扎，充满着痛感；具有文人精神的底层艺人秉承风骨，那自然是痛上加痛，因此这些相声演员在表演和创作中自然也是带有痛感的。

这首先体现在对自己所在阶层生活的自讽自嘲中。像《醋点灯》《吃饺子》《粥挑子》《贼说话》这样的段子，把穷人每天为裹腹而奔忙，四处找饭辙的悲苦以自我损贬的方式体现，以一种穷人的乐观来展现惨淡的生活。

这种痛感还体现在对各种社会丑恶现象和权贵阶层的讽刺上。有一些传统作品一目了然，一看就知道是嘲讽有钱人、体现贫富对立的，例如《夸住宅》《夸讲究》《白事会》等；但还有相当一部分是观众很难意识到的对富人的隐形讽刺，例如《大上寿》。《大上寿》讲的是逗哏参加捧哏母亲的生日会，其间对捧哏三个妹妹的嘲弄。逗哏的问捧哏的三位妹妹：“你们是谁家的女子？”三位妹妹一听就急了，回答道：“你说我们是谁家的女子，我们是姚家的女子……”这里的谐音梗，表面上是拿捧哏的母亲和妹妹开心，但根据相声里的描述，我们可以知道捧哏是一个富有之家，这段相声藏着“损富”。

这些作品传达着旧时穷人生活的艰辛和他们不平的心态，为观众接受并一直流传下来。通过对权贵的嘲讽，他们宣泄了情绪，完成了从“阶层之痛”到“审美之笑”的过程。

传统相声中还有大量讽刺生活丑陋现象的作品，如《白吃猴》《揭瓦》《造厨》《批三国》等等。这类相声作品数量最多，体现的是生活中的常见问题，演员代观众言不平事，直击生活各个方面的“痛处”。

不能否认，过去那些纯粹为笑而笑，以感官刺激之笑为目的的相声段子大量存在，但纵观相声史，它们在公众领域的“现身”次数越来越少，这也与艺人的自觉意识、社会普遍的文化和文明程度的逐步提高有关。只要这些相声存在一天，就意味着他们矮人一头，这是人的尊严问题。过去的相声演员因为生存把自己“物化”为说“玩意儿”逗人乐的工具，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痛点”，当人们在享受“脏活”“臭活”的同时，都是在消费这一“痛点”。

为什么今天的观众感受不到相声的“痛感”呢？确实没听说过谁是来相声园子找“哭”的啊。

相声表演通常多则四五人，少则一二人，而单个相声作品不算垫话，正活最多也就三四十分钟，观众不可能直接看到悲剧段落，这是由相声自身特点决定的。而且，相声紧贴生活，时代性非常强，那些传统相声或经典相声内容已经远离了今天，观众在欣赏中没有因生活经验而来的共鸣。如《友谊颂》，在经历了没有相声的特殊时期后，这部作品在广播里突然出现，引起那个时代人们的情感共鸣，边听边哭边乐。而今天，老年人听此相声顶多怀旧，青年人甚至中年人不仅毫无感觉，反而还觉得过于口号化。

而对于观众，尤其年轻观众，很难从作品中看到自己的生活，没有认同自然产生不了回味，也就不可能感受到痛，当然就觉得“流着眼泪的笑”是一句玩笑了。（水满则溢）

来源：北京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