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强调 董仲舒强调以德治国还是以法治国

3.《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研究》

相关拓展：

董仲舒（西汉思想家、**家、教育家）释义：

董仲舒（公元前179年-前104年），西汉广川（河北景县广川镇大董故庄村）人，儒学**、唯心主义哲学家和今文经学**。公元前104年病故，死后得武帝眷顾，被赐葬于长安下马陵。

董仲舒于汉景帝时任博士，讲授《公羊春秋》。公元前134年，武帝下诏征求治国方略，董仲舒在著名的《举贤良对策》中将儒家思想结合社会需要，并融合各家思想，系统地提出了“天人感应”、“大一统”学说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被武帝所采纳，使儒学成为中国社会正统思想。

董仲舒著作有《举贤良对策》三篇，保存于《汉书》本传中，《春秋繁露》是其哲学著作汇辑。于2024年播出的《汉武大帝》中，董仲舒由刘威饰演。

问：西汉哲学家董仲舒强调的是以什么治国

董仲舒强调以德治国。

董仲舒强调以德治国，他认为皇帝应该用道德教化来代替严酷刑法当作治理国家的主要工具，董仲舒还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被汉武粗猜帝采纳。让儒家在遭到秦的焚书坑儒的重大打压下，又再一次地站起伍慎来了，成为中国王朝的主流思想。

董仲舒就以儒家思想为中心，夹杂着其他诸子百家的思想，腔凳敬建立了皇权天授的体系，他提出了天人合一，天权大于皇权等重要理论，从而限制皇帝的行为、权力。董仲舒为以后封建王朝的统一和稳定打下了基础。

历史沿革：

西汉时期，在汉武帝的**统治之下，国家重用严刑酷吏，以此来威慑平民。董仲舒则认为严厉的刑罚只能够当作治国的辅助工具，最主要的做法，还是应当要通过教育的方式去教化民众，这一思想也被人成为“阳德阴刑论”。

董仲舒在当时，通过将儒家思想和，法家、道家和阴阳家等的思想结合起来，并吸收当时社会的需要，创建了一个新的思想体系，“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理论也是他提出来的。董仲舒现存于世的著作很多，其代表著作有《士不遇赋》、《天人三策》，以及《春秋繁露》等。

问：董仲舒强调以什么治国

　　董仲舒强调以德治国，他认为应该以道德教化作为仿指治国的重要工具。董仲舒的“更备租配化”思想，就是用儒家的礼义仁德来限制对人民剥削，让平常百姓和富豪之间的差别缩小，稳定了当时的社会秩序。

　　董仲舒简介

　　董仲舒是西汉时期的哲学家，他创型中立了一个以儒学为核心的新的思想体系。董仲舒的一生中，经历了四个王朝，尤其受到汉武帝的尊重。在去世后，还被赐葬于长安下马陵。

　　董仲舒成就

　　1、提出“天人相与”的理论。他认为天和人间世想通的，天主宰了一切，由这个理论作为基础，接着提出了”君权神授“的说法。“君权神授“主要是强调君权的合理性和神圣性，这一说法受到当时统治者的喜爱，这一理论对后世的影响非常大。

　　2、提出以德治国。董仲舒为了协调社会矛盾，提出了“调均”的主张，不允许官吏和百姓争抢土地，让百姓有自己的产业，有效地缓解了地主阶级和农民的矛盾。

　　3、他的“更化”思想，限制了社会对人民的剥削。他提出实行礼义、布施仁德的政策，更加重视“教化”。他对汉武帝提出以“仁德”治国为主，“法治”为辅的治国理念

问：董仲舒强调以什么治国？

道德教化

董仲舒强调以道德教化作为治国的重要工具，并用阴阳学说来加以阐述，形成一套完整的"阳德阴刑"的德主刑辅论。

董仲舒是汉代重要的**哲学家，他通过总结继承先秦时期儒家学说的主要**思想，总结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经验，提出了以天人感应为核心的一系列重要哲学理念，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董仲舒认为古人制定的治国理念是保证社会进步的绝对必要条件。这些理念是圣人根据天道提出的，必须认真遵循。上天高高在上隐藏自己显示自己的威严，同时给人们降下仁爱“高其位，所以为尊也；下其施，所以为仁也（《春秋繁露·离合根》，下引该书只注篇名）”。这里突出的体现了其君权神授的理念，所以君主作为承天命而管理国家的人，也要做到“内深藏，所以为神；外博观，所以为明也；任群贤，所以为受成；不劳于事，所以为尊也；泛爱群生，不以喜怒赏罚，所以为仁也（《离合根》）”，实现天人一体。

同时运用权术手段管理国家，做到“谨本始详，敬小慎微，志如死灰，形如委衣，安精养神，寂寞无为（《立元神》）”。君主的情绪关系国家命运，表现出来必须谨慎“人主之好恶喜怒，乃天之暖清寒暑也，不可不审其处而出也。当暑而寒，当寒而暑，必为恶岁矣；人主当喜而怒，当怒而喜，必为乱世矣（《王道通三》）”。不能因为自己的喜怒情绪扰乱赏罚的秩序“虽有愉而喜，必先和心以求其当，然后发庆赏以立其德。虽有忿而怒，必先和其心以求其正，然后发刑罚以立其威（《威德所生》）”。在隐蔽意志的基础上意志要坚定“天不可以不刚，主不可以不坚（《天地之行》）”我们在这里看到了对君主履行治国责任的具体要求。这是对韩非法制思想的继承和运用。

作为大臣则要像土地一样朴实“比地贵信而悉见其情于主，主亦得而财之，故王道威而不失（《离合根》）”。君主要有韬略，大臣要坦率无私，才能有稳定的统治秩序，这是因为“人臣居阳而为阴，人君居阴而为阳。阳道尚形而露情，阳道无端而贵神（《立元神》）”。这里我们看到了韩非帝王之术的影响，而君主和大臣都要爱护民众，把民众当做自己的主体，提出了君民一体的概念“君者，民之心也；民者，君之体也（《为人者天》）”。则体现了对孟子民本理念的继承发展。

君臣都要爱护人民，敬畏上天。董仲舒继承墨子天志的学说认为上天的灾祸启示人们不要作恶，“天地之物有不祥之变者，谓之异，小者谓之灾。灾常先至而异乃随之。灾者，天之遣也；异者，天之威也。遣之而不知，乃畏之以威”（《必仁且威》）。例如“木有变，春凋秋荣，秋木冰，春多雨。此徭役众，敛覆众，百姓贫穷叛去，道多饥人。救之者，省徭役，薄赋敛，出仓谷，赈困穷矣（《五行变救》）”，所以上天制造天灾是为了启示人们反省自己的过错“故见天意之于灾异也。畏之而不恶也，以为天欲振吾过，救吾失，故以此报我也（《二端》）”，因此天灾多就要及时反省治国理政的罪恶，“然而春秋举之以为一端者，亦欲其省天谴而畏天威，内动于心智，外限于事情，修身审己，明善心以反道这也（《二端》）”。

所以为了响应天道去恶向善，人们要做到“圣者法天，贤者法圣，此其大数也。得大数而治，失大数而乱，此治乱之分也（《楚庄王》）”。所以圣人是促进社会发展最为关键的力量，“圣人能属万物于一，而系之元也，终不及本所从来而承之，不能遂其功（《重政》）”。要“屈民而申君，屈君而申天（《玉杯》）”。圣人主要通过制定**制度彰显上天的意志“天序日月星辰以自光，圣人序爵禄以自明（《立元神》）”。董仲舒**哲学有一大特点就是把“天人感应”的思想运用到**制度中，比如一个季节三个月，所以君王设置三公，一次选拔三个官员。一年四季，所以一个职务要把应聘者选拔四次，等等。

这反映了古人崇拜自然的心理，不过似乎没有**实践的科学依据。事实上相对于荀子用维护社会秩序的必要性来解释**合法性而言，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更具有神秘主义的色彩，存在科学程度的倒退，但是是当时的**需要和人们认识水平的体现。这反映了中国的传统哲学理念从一开始就主张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而不是像西方把自然看做人类的对手。

在董仲舒看来上天要求君臣要各自遵守道德规范，如果君王和父亲不遵守自己应该遵守的**规范，那么大臣和儿子也就不会服从管制“父不父则子不子，君不君则臣不臣耳（《玉杯》）”，君王和或父亲没有了长者的样子，做大臣和儿子的也就没了该有的规矩。而为了制定这种规范，首先应该确定各自的君臣名分“是故治国之端在正名（《玉英》）”。促进社会秩序的完善“父子不亲，则致其爱慈；大臣不和，则敬顺其礼，百姓不安，则力其孝悌（《为者天人》）”。

在这一基础上，君主要重视人才的使用，这一点董仲舒综合继承了荀子、墨子等人的思想，具有特点的是他将使用人才与君主自身的修养过程联系起来，提出“形静志虚者，精气之所趣也；谦尊自卑者，贤者之所事也（《通国申》）”。所以使用贤人才能治理好国家“亲近以来远，因其国而容天下，名伦等物，不失其理，公心以是非，赏善诛恶，而王泽洽，始于除患，正一而万物备（《会盟要》）”严格管理大臣，考核臣子的工作成绩。同时明辨是非“撮以为义，进义诛恶，绝之本，而以其施（《重政》）”，才能有效维护统治。

人才需要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董仲舒认为善和恶两种道德品质都在人身上辩证的存在“天两有阴阳之施，身亦有贪仁之性（《深察名号》）”。而人性中的善在潜藏的状态中，必须经过教育加以唤醒“性有似目，目卧优而暝，待觉而见。当其未觉，可谓有见质，不可未见。今万民之性，有其质而未能觉，譬如暝者待觉，教然后善（《深察名号》）”。所以董仲舒对人性看法的经典表述是“天生民性有善质而未能善（《深察名号》）”。因为人的善性没有被激发出来，所以要靠帝王去教化“为之立王以善之（《深察名号》）”。这与荀子“化性起伪”的说法是一脉相承的。在明确善恶观念的基础上又受到道家影响提出要克制**加强精神修养“仁人之所以多寿者，外无贪而内清净，心平和而不失中正（《循天之道》）”。同时要在日常生活中“目视正色，耳听正声，口食正味，身行正道，非夺之情也，所以安其情也（《天道施》）”。通过日常礼仪训练人们对**道德的感性认知能力。

在对君主和大臣治理国家具体方式的主张上，董仲舒首先提倡要遏制贫富差距过大，才能保证统治的稳定，指出“大富则骄，大贫则忧。忧则为盗，骄则为暴。此众人之情也。（《度制》）”。同时反对官员从事经济生产活动，与民争利“君子仕则不稼，田则不渔，食时不力珍，大夫不坐羊，士不坐犬（《度制》）”。先搞好经济建设使人民生活富裕，才能在这一基础上对人民进行文化教育“先饮食而后教诲，谓治人也（《仁义法》）”。实行教化能够使天下太平“圣人天地动、四时化者，非有他也，其见义大，故能动，动故能化，化故能大行，化大行故能法不犯，法不犯故刑不用，刑不用则尧舜之功德（《身之养重于义》）”。这里继承了孟子的民本思想。

在体恤民众进行经济建设的基础上推进社会**建设，董仲舒始终强调必须同时运用法制和道德教化两个手段，综合了法家和儒家的思想提出“天地之数，不能独以寒暑成岁，必有春夏秋冬；圣人之道，不能独以威势成政，必有教化（《为人者天》）”。而且强**化比刑罚更加重要“阳，天之德；阴，天之刑。天之近阳而远阴，大德而小刑也（《阳尊阴卑》）”。同时董仲舒提出“天之治，常置阴空处，稍取之以为助。故刑者德之辅，阴者阳之助也（《天辨在人》）。在形而上层面论证之后，也认为道德教化在实践层面比刑罚更有效，因为人民“悦于庆赏，严于刑罚，疾于法令（《郊语》）”。发挥了韩非把赏罚作为君主治国二柄的思想。事实上秦朝建立大一统帝国之后采取的是单纯的法制，最终由于导致了压迫人民的**二世骤然灭亡。这启示董仲舒那一代知识分子重视道德教育的作用，纠正了韩非李斯等人片面重视刑罚的作用。而且把仁政**理念与天志本体论观点进行了结合。必须合适的形式奖励和处罚的各项职能“庆赏罚刑各有正处，如春夏秋冬各有时也。四政者，不可以相干也，犹四时不可以相干也。（《四时之副》）”。

在面对经济文化社会事务的治理问题上，董仲舒首先强调气候的异常是**治理失去秩序后，上天对人们的警告，并在应对天灾的方法中提出了一系列的主张，在治理民众方面“省徭役，薄赋敛，出仓谷，赈困穷（《五行变救》）”。在使用人才方面“举贤良，赏有功，封有德（《五行变救》）”。在君主个人作风方面“省宫室，去雕纹，举孝悌，恤黎元（《五行变救》）”。在吏治和军事方面“举廉洁，立正直，隐武行文，束甲械（《五行变救》）”等。在这里以天志为指导阐释了民本思想的具体主张。认为君主只有努力为百姓谋利，才能受到上天的庇佑。

我们要重视这一在历史上发挥过突出作用的思想理念在当代为马克思主义提供的历史渊源和人民心理环境。同时批判其唯心主义的认识论和历史观，及其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愚忠愚孝等错误理念。以此为新形势下社会主义**文明建设提供必要思想资源。

问：西汉哲学家董仲舒强调的是以什么治国

董仲舒强调以德治国兆扒槐。

他认为应该以道德教化作为治此备国的重要工具。董仲舒的“更化”思想，就是用儒家的礼义仁德来限制对人民剥削，让平常百姓和富豪之间的差别缩小，稳定了当时的社会秩序。董仲舒为了协调社会矛盾，提出了“调均”的主张，不允许官吏和百姓争抢土地，让百姓有自己的产业，有效地缓解了地主阶级和农民的矛盾。

提出“天人相与”的理论。他认为天和人间世想通的，天主宰了一切，由这个理论作为基础，接着提出了”君权神授“的说法。“君权神授“主要是强调君权的合理性和神圣性，这一说法受到当时统治者的喜爱，这一理论对后世的影响非常大。

董仲舒个人简介

董仲舒（公元前179年－前104年），广川人，西汉哲学家。汉景帝时任博士，讲授《公羊春秋》。汉武帝元光元年（前134），汉武帝下诏征求治国方略，董仲舒在著名的《举贤良对策》中把儒家思想与当时的社会需要相结合，并吸收了其他学派族友的理论。

创建了一个以儒学为核心的新的思想体系，深得汉武帝的赞赏，系统地提出了“天人感应”、“大一统”学说和“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被汉武帝所采纳，使儒学成为中国社会正统思想，影响长达两千多年。

问：董仲舒强调以什么治国

董仲舒强调以德治国，他以道德教化作为治国的重要工具。

董仲舒（公元前179年-前104年），西汉广川（河北景县广川镇大董故庄村）人，是儒学**、唯心主义哲学家和今文经学**。董仲舒于汉景帝时任博士，讲授《公羊春秋》。

董仲舒的著作很多，有一百多篇文章、词赋传世，尚存的有《天人三策》、《士不遇赋》、《春秋繁露》及严可均《全汉文》辑录的文章两卷。